关于骑马舞与广场舞

2012年,“鸟叔”朴载相的一首《江南Style》引爆全球,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要在百忙之中接见一下“鸟叔”。两年后,中国的“筷子兄弟”演唱的《小苹果》在美国获得“年度国际最佳流行音乐奖”,在国内引来一阵冷嘲热讽。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似乎带到外国的这首歌显得有点那么不提气,因为这首歌早已成为中国街头广场舞的伴奏。骑马舞和广场舞至少在中国人看来都是那么喜闻乐见,但同时它也很残酷地告诉我们:这就是目前中韩文化之间的差距。
  上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人第一次听说“韩流”这个词的时候,多数人对这个邻国的情况知之甚少。当年中国人了解韩国,大多是通过一些国际时政新闻,比如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部分经常会出现南朝鲜大学生在街头与警察对抗的场面。或者是韩国有一支让中国球迷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痛的足球队,几十年来这支球队一直在中国足球的伤口上撒盐。即使1988年汉城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让中国人印象最深的也不是通过奥运会了解韩国,而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兵败汉城,被国人寄予厚望的体操王子李宁从鞍马上掉下来。那一届奥运会还给中国人留下一点印象的,大概就是四个韩国人在开幕式上演唱的主题歌《手拉手》了――这或许是中国开放以来第一次接触韩国流行文化,尽管它并不是很韩国。那个年代,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了解远远多于韩国,“韩国文化”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几乎还是空白。在随后的十几年间,这个空白部分慢慢被韩国人填满。
  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这部电视剧播出后反响不错。这部以家庭琐事为主线的电视剧,实际上是“韩流”正式登陆中国的开始。当时中国人对流行文化的接受,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再远一点的是日本,或者少数欧美国家的流行文化。那时候中国人不会想到韩国流行文化在随后的十几年间一直会影响中国――尤其是当时正经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韩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十几年后,当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韩国流行文化正是在金融风暴之后崛起的,并一波一波地影响着我们。
  关于韩国流行文化的成功模式以及对中国受众的影响,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过中韩流行文化的兴起、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以及中国的流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和韩国文化比较究竟缺失了什么,让它在最近这30多年的时间里内外都没有文化话语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流行文化迅猛发展,这主要是通讯手段的进步带来的结果,它使文化不再停留在本土,而是像任何商品一样出口。但中国恰恰是在“二战”之后人为与世界隔离。上世纪80年代开放后,中国人才开始真正了解流行文化。
  韩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战”后,美国在韩国设立军事基地,有超过150个军营驻扎在韩国,在那个时期,韩国人理解的外国几乎等同于美国,当韩国人从美国大兵那里吃到巧克力这种食品,很惊讶地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食物。当时韩国人崇拜美国文化顺其自然。70年代,韩国年轻人谈论美国电影或影视剧是一种时髦,谈论本国电视剧会让人怀疑在家里是陪着父母看电视的。韩国也有过一段崇洋媚外的历史阶段。
  当时,韩国学生使用的纸张质量不好,写字的时候必须要用一个垫板,垫板上经常印着当时最流行的明星,从美国明星到中国香港明星,一直到韩国明星,“垫板明星”的变迁说明了韩国流行文化崛起的过程,年轻人从崇拜美国明星慢慢转到崇拜本土明星。
  受美国文化影响,韩国在70年代开始出现摇滚乐,申重铉是当时最有名的摇滚歌星。但是当朴正熙通过修改宪法成为终生总统之后,开始打压言论,摇滚乐由于经常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申重铉等摇滚乐手最终被殃及,他本人也因藏有大麻入狱。摇滚乐在政治高压下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盘。
  全斗焕上台后,由于他镇压光州民主运动,所以他执政期间,韩国各地民众经常爆发街头抗议运动。全斗焕想出了一个办法,推行“3S政策”(Sports、Sex、Screen),试图用娱乐转移公众注意力。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转机,最终他还是成为阶下囚。不过,“3S政策”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韩国流行文化的发展,为90年代“韩流”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说,尽管在朴正熙独裁期间政治高压阻碍了流行文化发展,但是全斗焕的荒唐策略却又促进了流行文化发展。总体而言,韩国流行文化一直处于发展完善过程。
  反观中国,“二战”后由于与世界流行文化隔绝整整30年,80年代开放之后,流行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几乎是各种不得要领,表面上看,我们“坐享其成”,直接把外来的流行文化结果拿来即可,但是我们严重缺乏流行文化的基础,这一恶果在进入真正的商业时代后开始显现。
  中国的流行文化有时候很像中国足球。中国足球一直以来成绩不好,就是因为它想学的太多,今天学欧洲,明天学拉丁,后天学欧洲拉丁派,从来没有按足球自身发展规律学习过。而这个自身发展规律,除了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还有一个市场规律,而这个规律人们也是近些年才开始明白。流行文化也是这样,当外来的流行文化不断被中国人接受,中国人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作用,在流行文化发展上开始东拼西凑――捡人家最好的东西,拼凑出最差的文化产品。这一恶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文化的商业属性的认识。
  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几乎很少再有人去把艺术与商业对立起来。如果说西奥多・阿多诺当年站在艺术与商业对立的立场,从艺术标准的角度质疑大众文化,那是因为他当年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随着大众文化变得多层次化,人们各取所需,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对立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在中国,有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总是纠结于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矛盾这一低级层面的争论,这主要还是缺乏长期的市场经济的经验造成的,所以极力维护艺术的纯洁性。当我们对市场经济开始有了初步了解之后,钟摆又摆向另一个极端――扩大流行文化商业属性,忽略其艺术性。早期的中国流行文化充满陈腐气息,现在的流行文化又充满铜臭气息,这都是因为我们对商业和艺术都不了解,对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缺少客观认知。   韩国在很早就有唱片公司按照商业方式录制发行唱片。中国真正意义的唱片公司在1992年才出现,这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才彻底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韩国电影在80年代就走向复兴,而中国电影在张艺谋拍出所谓第一部商业大片《英雄》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电影票房的概念。韩国的电视剧已经在亚洲遍地开花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还在演绎手撕鬼子的这样低级的桥段……在流行文化的各个领域,韩国把我们甩开了很远。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就没按经济规律办事造成的结果。
  韩国在“二战”结束后,经过20多年解决了温饱问题,到90年代才开始输出“韩流”,中间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当温饱不是问题,文化才会繁荣。中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时间要比韩国滞后将近20年,即使过去我们有一定的流行文化基础,温饱问题不解决,文化也不会有发展。
  当“鸟叔”红遍全球,作为中国人,在跟着“鸟叔”欢乐的同时,大概也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是韩国歌星?
  是的,从“韩流”开始冲击中国那一刻起,中国人就有点不服,这一点很像经常输给韩国足球的中国足球一样,怎么输都不服,怎么不服也是输。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平白无故空降下来一个“鸟叔”的,可以说,“鸟叔现象”是过去几十年间韩国学习世界流行文化的结果。
  前面说过,“二战”之后,韩国与世界流行文化同步发展,其间虽有曲折,但是这种学习接纳的过程一直没有改变。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是没有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会有“韩流”。韩国政府在那次危机之后,意识到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重要性。金泳三当选总统之后,提出韩国文化要世界化。这背后是韩国政府希望能成为一个世界化的国家,实际上是国家发展战略。但是韩国文化怎么世界化?韩国人首先意识到,你把韩国文化推向世界是没有人能接受的,只能找出文化世界化的标准,把这个标准当作目标去努力,然后他们做到了。
  韩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相当保守。但是他们在文化学习上是相当开放的,这一点韩国很像日本,你什么好我学什么,然后慢慢变成自己的。从70年代模仿学习美国文化,到最后形成“韩流”,是他们不断学习的结果。以流行音乐为例,他们可以花重金去请世界顶级制作人来制作一张唱片,之所以愿意下血本,就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唱片制作出来过于民族特色。韩国人不会去强调什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伪命题,你如果走不出国门,上哪儿去找世界!
  韩国之所以在文化发展策略上有放眼世界的企图,首先是他们有这个基础,明白如何操作流行文化。其次是金融风暴对韩国经济的伤害让他们更坚定了走文化输出道路的决心。再次,韩国面积小,人口少,文化娱乐消费有上限,如果文化娱乐不出口创汇,文化企业不会壮大发展。还有一点,韩国人的危机意识很强,他们有过被侵略的历史,作为一个半岛国家,地理环境也时刻让他们有种不安全感,韩国人常说“风前灯火”,意思就是你弱势就会被风吹灭。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这些与日本人很像。另外,作为一个单一民族,韩国人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比较团结,做产品要做就做最好的。比如他们几乎是以残酷的方式培训艺人,在他们看来,这样残酷培训出来的艺人是站得住的。
  这十几年的努力,韩国制造的流行文化产品终于成了汽车之外的第二大出口物。
  中国流行文化缺少韩国这样的环境和意识。中国从地理位置上讲,西部和北部由于天然环境的恶劣,自古以来一直是一道自然屏障,这让中国人很少有危机意识。即使汉代以来,常有少数民族进犯中原,甚至元清少数民族统一了中国,但是最终都接受了中原汉文化。另外,农耕民族不像狩猎、渔牧民族那样有危机感,有了解自然的勇气、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而是习惯了听天由命的生活,只要风调雨顺,秋后就会有个好收成。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从来没变成过不安全地带。这种过于充满安全感的环境,让中国人缺少了一些技术上的创造力,固定的乡村生活方式反倒过早地形成了一整套处世哲学和各种变通的生活方式。
  另外,中国面积大,总能自给自足,从农耕时代到今天的商业时代,一直如此。即使中国的企业不放眼世界,国内巨大的市场也能让他们活得很好。
  由于中国有过于完善和成熟的文化,即使在落后挨打的年代,中国人中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大多数中国人普遍没有进取心,知足常乐。在中国进入商业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后,这些传统气质的弱势慢慢显露出来。
  由于中国人过苦日子的时间太长,当温饱问题解决后,中国人首要的需求仍是物质层面的,而不是精神层面的,这是中国式的不安全感。当我们放眼世界,看到的依然是物质。
  中国的文化企业在制造文化产品的时候和农民种地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就只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会想得更远。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韩国流行文化的输出全部仰仗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并非如此,更多是韩国文化企业本能地要走出这一步而已。我们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战略构想之后,政府每年往文化产业领域投入也不少,但是多年来的结果并不彰著。
  韩国在向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充分意识到,它应该不是很韩国,但同时他们为能制造出“不是很韩国”的韩国文化感到自豪。越是世界的,越不民族。相反,中国在向外输出文化的时候,一直缺乏商业意识,还停留在当初郑和下西洋时代――要把最中国的东西展示给你们看。作为一种对文化差异的认同,外国人很尊重中国的文化,也认为很了不起,但它是博物馆式的文化。即使我们把少林武术、魔术杂技带向世界,外国人还是带着赏玩奇技淫巧的心态去对待中国文化。
  在文化输出过程中,不管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中国人一来并不知道外国人究竟对中国什么样的文化感兴趣,二来即使知道,也没有能力制造出那样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文化输出,一直以来还停留在文化交流阶段,尚未进入商业交易阶段。中国硬实力在迅速提升的同时,文化软实力反而越来越落后。过去,我们对韩国流行文化向中国输出的兴趣还停留在“我们为什么喜欢韩国流行文化”或者“韩国流行文化成功的秘诀”的探讨上,从不反思自己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局限和制约我们面向世界的国民性问题,所以,当“韩流”一次次袭来,我们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
  前段时间,腾讯的马化腾在海外推广他最成功的产品微信,但是没有出现他期待的效果。一个在中国很成功的产品,为什么不被外国人接受?其实任何产品的使用习惯背后都是带着明显的文化特征。别人不接受你的产品,是因为不接受你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和意识,好好研究一下外国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知己知彼,做出符合外国人消费的产品,还是能成功的,但我们的企业往往因为对文化差异的认知缺乏导致判断错方向。
  事实上,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世界的认可。当中国电影接近奥斯卡的时候,会让国人无比兴奋;当莫言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国人的兴奋到了顶点;当郎朗成为世界级钢琴家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在韩国和日本有上百个郎朗级别的音乐家;当我们的流行文化还在为占领世界的某一个点而努力的时候,邻国已经跟人家打成一片了。
  “知耻而后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类话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但是它被韩国人践行得非常彻底,这也成了他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当年他们从日本统治下独立出来,从美国大兵那里尝到了巧克力的滋味,从金融风暴中感受到了危机感,他们在很多领域白手起家,让韩国人从无到有一步步制造出影响世界的产品。但对中国人而言,还有另外一种变通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委曲求全”、“小富即安”,能陶醉在广场舞之中,不也挺好吗。